【明報】 新聞夢 自由夢

南周事變當天,不少內地進步人士悲嘆,夢想已死,僅餘一點自由光源也要陷落。近年,香港新聞自由屢受挑戰,各種限制採訪的條例和行政手段比比皆是;記者甚至被無理檢控,又或被謾罵拳打,自我審查亦愈益明顯。

無獨有偶,早早通過23條的澳門,還有面對媒體壟斷的台灣,新聞自由亦被受威脅。許多對時事毫無認識、討厭政治、甚少看新聞的人,經常拋出一個千古難解的詰問——新聞自由與我何干?又不能搵食。筆者無法回答。

只能說,新聞自由的存在,令一班終日埋首文字堆、默默無聞的筆耕,能安然無礙地,記錄無聲者被制度磨蝕的生命碎屑,用文字和影像敲開黑牢的一扇窗;讓生命走在地上,擁有不被欺壓、不被剝削的尊嚴。

在這個夢想已死之時,四地有心人,腦不能靜,手不能靜,口不能靜,心也不能靜,起來頑抗。文阿離 圖郭慶輝

獨立傳媒人林藹雲

作為讀者,不時擔心非主流媒的編採人員生活艱難,她就一臉滿足,帶笑說, 「我而家幾OK,生活無憂。我達成了夢想,沒有被剝削,也沒有剝削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做的、想講的,夫復何求呢?」

無孔不入的審查惡靈

「今次真是很過分, 是中宣部自己踩過界。」全球之聲(Global Voice)東北亞地區編輯林藹雲說。自2006 年開始,她為全球之聲撰寫東北亞地區的新聞報道,特別關注兩岸四地的時事新聞。是次《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被刪改事件,引發中國傳媒工作者的怒吼,站着向中宣部抗爭,意志之強,令人既驚且喜,林藹雲解釋: 「這個『夢想』的題目基本上是審過一次,過了安檢,最後再被審,所以他們才忍無可忍。」我們都記得莫言口中的「安檢」。在中國,限制言論自由的安檢系統龐大緊密,其一主幹是新聞審查制度,早已滲透媒體骨骼。

昔日改革開放,鄧小平下放部分權力到地方,讓媒體以商業方式營運,有一定自主空間, 「雖然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由中宣部控制,但旗下子公司某程度上維持到編輯自主」。南周是社企分家,中宣部的控制被母公司隔了一層,故得嘗一縷自由風。在江澤民時代,控制媒體的傳統手段是事後追究式的新聞閱評,「出事後才被中宣部罵,縱然辭職,轉頭又到另一間子公司,或者用筆名再寫,有段頗長的時間就這樣處理跟中宣部的矛盾,但這幾年卻愈收愈緊」。近年,中共從體制上把開明聲音泯滅。宣傳部不單控制媒體領導的任命,還把親信線眼都安佈在管理層;05 年更實施審讀員制度,刊前審查刊後閱評,緊關「前閘後閘」;後更直接讓宣傳部官員進駐媒體,楊健和庹震於上年5 月空降廣東,監控之嚴苛,前所未見。不留字面證據、層層傳達的禁令如雪片驟降;更規定南周每期選題均要上報,必先被批准;報道社評,亦要先審。審稿,是對傳媒的赤裸去勢,執着記者的手寫字。試想像,梁振英僭建的報道,怎能先交梁粉們硃批?

「其實那個欄是每年的一個願望」,幾近卑微的憲政願,經過重重險關的削割後也蒙難。審讀小組一員透露,初版的新年獻詞早被總編輯拿下,再經評論部多次修改,最後定稿送審卻仍被省宣部以「偉光正」言詞刪改,拼湊成滿目瘡痍的終稿, 「這是在侮辱記者和編輯,記者是需要人們尊重的,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有社會意義才會去做。你對自己的執著如此認真,別人卻侮辱你,真的好難啃。」在內地,體制內外對記者的掣肘極大,倘若擦過邊,輕則失業,重則危及生命。在無國界記者組織上年度發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在179 個國家裏排行174,比阿富汗、伊拉克等「恐怖主義國家」更低, 「其實在內地做記者很大犧牲,本可以做商業出版的編輯,安穩舒服的去過生活,但做記者,政治危機又多,採訪時又很多威脅」,揭露地溝油的李翔被打死,報道5 名男童在垃圾箱悶死的李元龍被帶走,不少女記者也身受性騷擾,「在國內做記者是高難度動作,但人們還願意去做,有這樣的心,已到再底的底線,你還要侮辱我?」

「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是《南方周末》的辦報理念。南方報系在全國的子出版,散佈各省份,一如散發熱能的一束束光, 「很多有志從事新聞、能自我犧牲的人,都視進入南方報系為一種光榮。他們很意識到自己跟官媒不同,雖然同屬一個系統,也要接受審查,但他們亦意識到自己不是官方的宣傳機器,而這種意識亦遍佈全國。因此南方事變,會令全國的進步人士加入聲援」。

微博,官民拉鋸的輿論戰場

在南周一役,新浪微博再次成為「反動基地」。微博的強項是傳訊,能在單一事件製造主流意見, 「微博操縱輿論的力量是很大的」,在這片看似大鳴大放的言論汪洋中,「你要知道不同的政治區塊」,一直「監控」着微博走向的林藹雲說。除了五毛黨、極端毛派和蟻民外,更有凝聚共識、受官方認可的意見領袖,這些人坐擁幾十萬甚至百萬粉絲,對輿情尤為敏感;雖然緊隨黨的路線,但也相對開明, 「他們知道底線在哪,哪些事不可說,有啥可推一推,例如勞教制度,大家都覺得不對,他們就會說,要發展法治,為了黨為了國家,要做些制度上的改革」。在南周事變中,就是這班中庸者也忍不住挺身而出,捍衛最低限度的自主權。

「讓微博成為討論時事的公共空間,這也是官方的意圖,因此他們對新浪微博的控制也很嚴格。」南周事件中,新浪微博的審查人員也忍不住大爆其中的審查機制,直言主事人可「像拍死一只螞蟻一樣,讓微博game over」。究竟微博有哪些確實的審查方式?被轉發多少次才是敏感?多敏感才會被加密?加密後誰人能看到帖子?怎樣的帖會被刪除?哪種違規會被扣分?什麼情况下詞語會變成敏感詞?朝令夕改的網絡秒殺審查,防不勝防, 「你看不到那部分,你只能感受到那種管制」。

猶記得胡錦濤在08 年到人民網的「強國論壇」與網民交流,鼓勵人民在網上論政,推動網絡問責, 「中共的統治出現危機,如何挽救?要跟老百姓的主流意見做協商、對話互動,微博便成為一種增強合法性統治的方法,稱為專制式審議(authoritative deliberation),中國無民主,但無民主下怎麼維持合法性?就是大家鬥講,講到有主流意見」,網民在網絡的極大關注,往往讓地方或中央政府感受到民意壓力,不得不處理事件, 「但官方都發展了手段,會愚弄民意」,例如大連PX 化工廠事件,政府在民意沸騰時宣告停產,後來又被傳媒爆出復產消息。民意壓力無法改變制度,最高權力都集中在政府手中, 「網民的心態是見好就收,並繼續製造事件,跟政府和權力周旋」。

網絡媒體帶來改變

南周事變,中港台澳四地人民奮起支援,網絡成為連線的根據地,可望在日後加強連結力量。林藹雲解釋,其實中港台三地媒體一直交流不少,而近年面對「中國因素」紅潮席捲的台灣,更積極發展獨立媒體,擴建網上傳播平台, 「台灣有不少從事媒體工作的人,都希望成立獨立或公民媒體,令媒界的生態更多元,嘗試走出藍綠陣營的對壘,引入中國因素再思考和定位」。

在台灣,專業記者能與獨立媒體互動,記者在公餘時可自行採訪,發布新聞到苦勞網等網上媒體;剛在上年成立的獨立媒體學院,就是由專業記者培育實習生,義務教授新聞採訪,讓後晉延續薪火。

然而在政治和人力資源均缺的香港,經營公民媒體就如在荒土栽花。由林藹雲、葉蔭聰、周思中和陳浩倫等人在05 年創立的獨立媒體(獨媒),以推動香港民主及社會運動為宗旨,靠小額捐獻撐持,在主流傳媒外另闢溪徑,在網絡實踐調查式的公民報道,菜園村迫遷、美孚新邨發展商佔用剩餘地積比例等報道,都由獨媒爆出;艱苦經營, 「全靠義工!」她說,只得3 名職員的獨媒,幸得一班義工不收分文採訪寫文,默默筆耕,8年來也凝聚了關注獨媒的社群, 「社群媒體好處在於, 這班讀者有潛質做一個criticalmass(群聚效應),我們的社群有很強的互動性,讀者多是認同你,會留言,會定時關注,有社群性,行動力便會大得多」。

然而,一部分新聞工作者批評,獨媒立場鮮明的報道手法,違反了新聞的中立客觀原則,容易「情緒」用事。林藹雲說, 「網上媒體的出現,強調主觀寫作,要對話要互動。由個人出發寫新聞,愈來愈普遍和被接受。回看新聞的發展,新媒介的出現,也帶來了改變,主流媒體寫作也在慢慢的變。」事實是,在筆者求學的歲月,位列各大主流媒體高層的老師一早表明,香港不存在沒有立場(stand)的媒體;最重要是開誠布公,講真話, 「主觀一定會有底線,不會說謊。主觀性是建立在事實之上,真誠地相信所見的;還要有透明度,你看到的事情,是從哪些渠道而來,有什麼根據。在主觀之餘,不是揑造,或純粹為宣傳或動員而寫,甚或攻擊別人,只摘錄一句話便無限放大」。

林藹雲指出,近年他們慢慢意識到互聯網政策研究和倡導工作的重要性, 「網上媒體也很着重言論自由的框架,如果政府引入很多管制,網上媒體是首當其衝,看上去好像無甚關係的立法,原來會影響網上資訊傳遞」。正如剝奪傳媒查冊權利的《公司條例》,就是去年在立法會暗渡陳倉地通過的。

制度裏,做一個站着抗爭的人

「我做過工廠, 在北角做電子產品的quality check,輸入一條公式到計數機,看看對不對, 『篤篤篤』, 『篤』足一日,做了一個禮拜我就頂唔順。」中三暑期工經歷,令她發憤讀書,考進大學。畢業後,也是對着電腦「篤篤篤」,爬格子十多年;不同的,是呼吸着自由與價值。「畢業時,我家姐問我其實想怎樣,我說,我不要做一個被剝削的人,也不要做一個剝削人的人。」在香港,在被剝削和不被剝削之間,不存在太大空間,林藹雲說,香港比大陸更「難搞」;在政治版打滾數年的她,鳥瞰過香港的權力地圖,看到的,是一幢幢堅實的既得利益高樓, 「在國內,有公共意見、大家萬箭穿心可以對付共產黨,但在香港,即使有普選,政治改變都是很漫長的戰爭」。小小香港,早被打滿利益樁腳,雖有文化撐着底線,但無力改變利益格局。

雖然如此,她仍相信, 「空間在收窄,但民智也在開;周旋空間仍有,不要放棄」。

根正苗紅的「反動傳媒」

調查報道的根底,一早打好。畢業後,林藹雲投身主流大報任政治記者,至回歸後離職, 「97後走了一批政治記者,回歸後很多事都變了,你感覺到很多東西都已塵埃落定」。當年,她被老細委派到董建華的故鄉,寫一則「尋找董建華他鄉的故事」,那老細,就是誇讚「劏房好四正」的現任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 「我成功完成任務,但我覺得,我像為董建華重新在寫歷史,粉飾太平」。畢業英文系的她,入行爬格子,原因是《中大學生報》的薰陶。那些年,學生報風華正盛,更享譽業界, 「成個frank can(中大富克廉樓:學生報會址)有個好強的使命感,一種國粹傳統」, 「89 前關注開放改革,89後不同了,我們思考怎樣跟中國的草根建立關係,例如去採訪民工。使命感很強,不是很強調個人、追求個人的成功,而是思考這個社會應該怎樣,透過實踐去介入社會」。身為中國版記者,她會回內地做採訪,發掘議題。

異議分子,原來根正苗紅, 「我其實在土共培育下成長!(笑)」吃《文匯報》的麥華田(當年文貿專售的飲料)長大的她,母親是地主階級,外公被鬥死;但父親卻是小農階級,來港到工廠打工,十多歲便被工聯會系統吸納,直至現年80 多歲,是徹頭徹尾的「老左」, 「阿爸阿媽是階級敵人,那時不覺得是政治,表達出來不像政治,不會拗政策,那些是因階級鬥爭而引起的家庭矛盾。」階級與政治滲透個人與家庭,引爆着大小糾紛;宏大歷史,就在個人身上刻下紋路。父母的爭拗,在她身上延續: 「我整天都跟他嗌交,但大家都知道底線在哪。」上年8 月,獨媒辦公室被惡意破壞,家父亦有向她問好,同聲斥責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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