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免費電視發牌無上限

open TV licenses

 

(圖片改自:Flash.pro)

要求免費電視發牌無上限--獨立媒體(香港)就申請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公眾諮詢的意見書

獨立媒體(香港)(下稱「本會」)一向關注本地媒體政策及言論自由之發展。縱然近年愈來愈多市民透過互聯網吸收資訊,但免費電視廣播仍然是最普及和甚具影響力的媒體,它不單是商業活動,更是社會公器,塑造一地居民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故此,本會認為廣播政策應是透明、開放和進步,既能促使行業競爭,亦能展現社會多元文化的聲音,讓資訊得以自由流通及傳播。

很可惜,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作為執掌本地通訊事務的政府部門,未有以開放積極的態度引入新經營者,導致本地免費電視服務數十年來被無綫電視和亞洲電視壟斷。直至2009年才計劃新增免費電視台,兩個最新獲政府原則性同意發牌的免費電視台(有線寬頻的奇妙電視和電訊盈科的香港電視娛樂)拖至2013年10月才完成審批程序。正因通訊局多年來因循苟且,發牌制度不透明,《廣播條例》亦未能追上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直接剥奪香港市民選擇權。而且無法維護本地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資訊自由,浪費珍貴的頻譜資源。故此,本會認為,通訊局、通訊與廣播條例及發牌程序,必須考慮下列方向及原則:

(一)打破媒體壟斷
現時,本地免費電視經營者有一台獨大的無綫電視、無心戀戰的亞洲電視,以及最近獲發經營牌照的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然而,無綫及亞視均獨佔本地電視市場數十載,而兩個新經營者和兩個既有收費電視台--有線電視和NOW TV關係密切。結果,引入的所謂「新」經營者其實不新,媒體壟斷對追求資訊自由的社會並不理想。本會反對政府訂立免費電視牌照數目上限。我們認為,任何申請者只要符合基本技術條件,即可獲發牌照。審批過程亦應透明公正,並確立所需行政程序時間。

(二)保障資訊自由
市民對無綫電視和亞洲電視表現不滿,更諷刺兩台新聞及時事節目儼如官方喉舌。歸根究底,就是本地免費電視台太少,當權者較容易插手干預。只有開放的媒體政策,不停引入新經營者參與廣播行業,才能避免一台獨大或媒體壟斷,變相提高政商界操控所有媒體的難度,保障資訊自由。

(三)促進多元聲音
眾多經營者為了增取觀眾支持,提高市場佔有率,定必改善節目質素,製作更多元化的電視節目。總體節目廣播時段將隨著新經營者加入而大幅增加,小眾題材或實驗性節目的播放機會會相應提高,促進多元聲音和不同文化的交流。

(四)推動電視創意工業發展
引入更多電視台營運者,自然增加行內就業機會,改善從業員待遇,帶動本地創意工業發展。

結論:

鑑於科技進步,本會強烈反對免費電視牌照設上限,要求當局正式實施「發牌無上限」的政策。本會深信,只有徹底開放廣播市場,引進不同類型的發牌制度(如社區電視台牌照),才能真正建立民主和多元化的社會。至於本地市場能容納多少家電視台,它們能否在市場中生存,不應是局方考慮範圍。觀乎政府2009年的發牌程序,已被坊間恨批為「一拖再拖」、「黑箱作業」和「程序不公義」。鑑於上述原因,本會懇請通訊局勿重蹈覆轍,一錯再錯,盡快向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成員建議,批出香港電視網絡的免費電視牌照,並發表公開聲明,確立「發牌無上限」的原則。

反對亞視續牌 收回無綫部分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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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香港)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續期公眾諮詢(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意見書

致通訊事務管理局:

反對亞視續牌 收回無綫部分頻譜

綜論

 

獨立媒體(香港)(下稱「本會」)一向關注本地媒體政策及言論自由之發展。免費電視廣播仍然是市民最普及和影響力最廣的媒體,它不單是純粹的商業活動,卻是有著深遠的社會和文化意義,更是社會公器,能塑造一地居民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故此,廣播政策應是透明、開放和進步,既能促使行業競爭,亦能展現社會多元文化的聲音,讓資訊得以自由流通及傳播。

 

執掌本地通訊事務的政府部門--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有責任捍衛社會的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這應是所有相關政策的大原則和方向。《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十六條清楚列明:「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社會的資訊自由乃受香港法例所保障。很可惜,現實是傳播消息的自由往往由大企業壟斷,而小市民則難以站在同一個平台,公平地與之競爭。通訊局沒有好好把關,政策和相關條例都沒有充份保障和推動這方面的人權。

 

我們認為本地廣播制度落後於其他發達地區,如歐美及鄰近亞洲國家。黑箱作業的發牌、續牌及監管機制,對營運者缺乏監管,使兩間免費電視台(無綫電視及亞洲電視)的節目質素每況愈下,窒礙本地創意工業發展,浪費珍貴的頻譜資源和打壓資訊自由。就是次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續期公眾諮詢(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我們有以下意見:

 

甲)註銷亞視牌照 收回無綫部分頻譜

 

本會於三場公聽會舉行完畢後,在2014年3月13日至22日進行「免費電視節目質素及續牌意見(2014)」網上問卷調查,成功收集29,162名網民意見。亞視方面,92%受訪者「極不滿意」其節目質素,94%表示它「不應該」獲續牌。至於無綫,53%及29%的受訪者「不滿意」和「極不滿意」其節目質素,只有27%受訪者認為它應獲續牌。此外,96%受訪者贊成政府收回兩台部分頻譜,讓其他經營者申請。(詳細調查結果請見此:http://wp.me/pXftT-hU)本會認為,是次網上調查足見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網民,對免費電視節目質素已忍無可忍。電視廣播的服務對象乃本地居民,局方應該順從主流民意。

 

眾所周知,亞視近年靠購買台韓和國內的劇集和重播節目,以及製作低成本的清談節目去充塞時間。它雖然提供8條頻道,但其中包括轉播深圳衞視和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及重播昔日節目的「歲月流聲」台。事實足證它沒有善用大氣電波,浪費這寶貴資源,更沒有為香港本地的影視業發展盡力。近年就增發免費電視牌一事,它更不惜公器私用,透過自製節目《ATV焦點》和製作反對發牌的政府總部集會。如此不堪的經營者,早應退出市場,我們要求政府否決亞視免費電視牌照的續牌申請。

 

無綫方面,它雖然穩站本地最受歡迎的電視台,卻不思進取,沒有增加節目類型和提升質素,使本地電視工業早被鄰近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遠遠超越。基於政治與商業等考慮,它節目質素低落,有負公眾期望。因無綫的壟斷優勢,本地藝員和電視製作員工在無選擇下被逼與它簽訂不公平合約,進一步打擊本地電視工業交流與發展。我們要求收回無綫部分頻譜,懲罰它濫用壟斷地位,並吸引更多具實力的經營者打破現有的壟斷格局,真正促進本地創意工業蓬勃發展。

 

乙)改革現行《廣播條例》

 

  • (I)大幅加重持牌人的違規行為罰則

根據通訊局的報告,過去十年兩台曾多次收到公眾投訴,通訊局亦發出不同程度的警告、勸喻或罰款。然而,相對於營運資金逾億的兩間電視台,罰款數萬元甚至100萬元,根本缺乏阻嚇力。《廣播條例》和相關附屬條例並沒訂明兩台的累積多少次警告或罰款,便會撤銷牌照,數據亦顯示它們「屢罰屢犯」,我們認為《廣播條例》的懲罰機制欠缺阻嚇力,未能真正監察持牌者的違規行為。條例需要改革和透明化,採取如累進罰款機制、大幅提高罰款數目、制定指引列明違規次數和「釘牌」的關係,重罰存心違規的營運者。

 

  • (II)採取兼容並蓄的發牌制度

 

現時政府發牌條件以技術、資金為首要考慮因素,並無要求持牌者有文化媒體視野、對創意工業有承擔、關懷社會弱勢群體及少數族裔。隨著科技進步,電視節目製作的技術門檻大為降低。遺憾地,通訊局、特首及行政會議一直採取彊化政策,透過《廣播條例》多年來只批出電視牌照予極少營運者,卻並非採取鼓勵態度,凡符合發牌條件者皆能獲得牌照。結果大大局限甚至扼殺本地電視創意工業發展,相關政策並未能不是卻明顯不合時宜。本會認為,藉著收回亞視牌照及無綫部分頻譜後,局方應痛改前非,改革《廣播條例》,積極鼓勵有理想有抱負的新經營者加入競爭,締造百花齊放的局面。

 

此外,《廣播條例》應新增不同種類牌照,如「社區電視台」,讓非牟利、小本經營、專為特定族裔或社群需要的電視台得以廣播,令香港文化能有更多元發展,增進不同社群的溝通和了解。開放大氣電波及公眾頻譜,還公眾及民間社會辦媒體的權利。

 

  • (III)建立獨立的發牌機構

 

現時《廣播條例》訂明特首和行政會議有批准牌照的最終決定權。可惜,在新增免費電視牌照一事上,暴露了他們有權無責的事實:法例沒有規定他們的審批時間,他們亦無須詳細交代與建議機制(現時乃通訊局)持相反意見的原因。法例賦予他們發牌權,卻沒有設下相關監管及上訴機制,使發牌和續牌的討論都在密室之下,容易引起政治干預。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曾多次於公開會議質詢局方官員,有沒有其他司法管轄區和香港一樣,由實質擁有統治權的首長審批廣播牌照。官員卻只推說沒有相關研究。

 

我們強烈要求建立獨立的法定機構,負責處理廣播牌照發牌及監管事宜。過程必需透明和公開,有詳盡文件紀錄決策的討論及會議內容。我們相信,只有將一切置於陽光之下,讓公眾監察,才能有效防止黑箱作業、經濟和政治干預,體現真正的法治和民主精神。

丙)有關無綫及亞視節目質素意見

 

撇除亞視重播節目、轉播內地電視台的問題,其清談節目如「高志森微博」、「我要做特首」、「把酒當歌」等,長期生產一些低質素、片面和偏頗的意見,把公共的資源變成一少撮人的個人宣傳。儼如報章社評的時評節目「ATV焦點」,不斷散播誤導公眾的言論,在反國教期間多番抹黑運動,結果收到四萬多宗投訴,被通訊局警告。

 

為了反對政府發出新免費電視台牌照,亞視更利用「微播天下」的節目抹黑競爭對手王維基,又直播員工的反發牌集會,通訊辦再收到二千多宗投訴。這些例子均說明亞視一直利用大氣電波去作個人、機構和政治宣傳,無視公眾利益,公器私用。

 

亞視的新聞製作亦未能持平,大部份的新聞報導均大幅引述建制政黨和政府觀點,反對聲音均以旁白輕輕帶過,令公眾無法全面了解爭議。2011年,亞視有關江澤民死訊的「獨家」虛假報導,更揭露了高層干預新聞部的問題。如此殘破不全、漠視專業、毫無誠信、不願投入資源製作以本地觀眾為對象的經營者,實在不應繼續霸佔珍貴的大氣頻譜。

 

而無綫枉為本地收視最高的電視台,質素日益低落,從收視點亦能反映它近年已流失不少觀眾。它製作的電視劇未能與社會脈膊相呼應,即使偶有針對性的主題劇集,如《缺宅男女》,內容也避談政治,甚至比起國內同一主題劇集《蝸居》更遠離政治。結果,劇集內容走不出幾個套路,脫離社會和公眾關心的議題。劇集內容千篇一律,情節犯駁又經常「穿崩」。近年經常出現的家庭或辦公室處境劇,毫無社會面向,更不斷誇張無必要地置入大量植入式廣告,品味低劣,亦多次遭通訊局警告或罰款。

 

至於資訊性的節目,在贊助商主導下,充斥對飲食、旅遊或綜藝等消費娛樂內容,內容重重覆覆,大部份都是商業宣傳。較深入的紀錄片、音樂文藝品評推介節目,幾近絕跡,無法擴闊市民視野,亦未能照顧社會不同階層的需要(如長者、青少年、少數族裔、傷健人士、體育文化愛好者等)。

 

無綫對新聞和時事節目的投入也不斷減少,與此同時,由節目部製作、佔了原來時事雜誌黃金時段的《東張西望》,選題偏頗,避重就輕,欠缺起碼的新聞專業水平,把新聞時事娛樂化。講談節目《講清講楚》,亦被眾觀投訴為官方喉舌節目,不少泛民中人指不會獲邀請出席節目。

 

事實上,近年無綫在新聞處理手法上,經常被市民詬病,如2009年六四廿周年,無綫沒有把新聞放在頭條,被戲稱為「CCTVB」,有市民更舉牌抗議「無綫新聞,是是旦旦」。市民對它的不滿與失望卻有增無減,這已反映在本會進行的網上民意調查之中(見甲部),局方需收回無綫部分譜頻,懲戒其多年壟斷電視業,促使市場質素下降的元兇之一。

總結

 

縱觀以上各點,本會敦促通訊事務管理局聆聽民意,並要求:

一、收回亞視免費電視牌照,騰出頻譜予新經營者競爭

二、收回無綫部分頻譜,騰出頻譜予新經營者加入,以促進本地創意工業發展;

三、檢討《廣播條例》,加強對持牌者的違規罰則,最嚴重後果是撤銷牌照。

四、增發類近「社區電視台」新牌照,以推動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及香港社會和文化的多元發展。

五、建立獨立法定機構,避免政治干預發牌過程

 

獨立媒體(香港)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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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讀者參加一人一信聯署行動,聯署信版本略有不同。

獨媒就「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諮詢文件」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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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時版權制度和法例偏向版權持有者一方,強調他們的權益多於消費者獲得公平使用的權利,而原創者受制於壟斷的創意文化產業,有時連授權自身作品與他人使用亦受到限制。現行版權誰屬和授權制度十分複雜而不透明,近期例子有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播放電視劇《衝上雲霄II》時,因版權問題無法使用同劇第一輯的主題曲《歲月如歌》。若連專業處理版權及資金充裕的企業都無法洽購適當或者理想的版權作品,「外行人」的普通用家根本難以找尋途徑快捷取得版權持有人口中的「合法授權」,進行各種二次創作如戲仿、模仿、諷刺或「惡搞」等。再者,用戶使用授權作品時,可能會受到版權持有人的不合理的創作限制。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包括「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利益」。現時因著科技進步,人人較以前更容易為原創作品進行再創作,能低門檻地透過不同媒介傳遞思想、文化和政治訴求。版權不只是經濟和商業議題,同樣是社會及文化事項。故此,修改《版權條例》時應該加入文化、藝術及社會視野和向度,以社會體利益出發。

獨立媒體(香港)作為關注本地網絡及言論自由的民間團體,歡迎政府今次提出「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諮詢文件」,釐清「版權作品」的使用原則。我們對諮詢有下列意見:

一) 《版權條例》的刑事罪行只應針對大規模、有組織性及牟利的盜版行為,如盜版影碟,而並非個別市民(網民) 在家中改圖改歌詞等的二次創作。政府提出的三個方案均未能有效保障進行二次創作的市民。

二) 雖然第一方案澄清現行刑責條文,如法庭審裁時考慮是否對版權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作定罪門檻,但仍然引起大量憂慮,可能會引起自我審查效應,窒阻礙創作表達自由,故此我們反對此方案。

三) 方案二雖在第一方案之上,再加入了豁免項目免除了戲仿者的刑責,但仍然留有空間讓版權持有人濫用民事檢控,透過阻止流通去造成壟斷,窒礙創作和表達空間,我們同樣反對。

四) 方案三為戲仿作品訂定「公平處理」(Fair dealing) 的版權豁免方向算是較為可取,我們支持《版權條例》為戲仿作品進行刑事及民事責任豁免。但由於香港法例不是採納「公平使用」(Fair use) 的原則,未能納入政府提出的四項戲仿類別的二次創作仍有被告的可能,如現時社交網絡非常流行的「截圖」,圖中的精警字幕能回應時事熱話,作品雖可能沒有重大改動,卻已被賦予新的文化意義。

五) 政府在諮詢期間以「戲仿」統一「戲仿作品」(parody)、「諷刺作品」(satire)、「滑稽作品」(caricature)和「模仿作品」(pastiche),這在諮詢期間,為方便公眾討論可以接受。但在正式立法時,我們認為法例條文應悉數加入這四項名詞,以保障有關作品的刑事及民事責任豁免,同時不必為它們列出定義。

六) 鑑於二次創作的形式和表演手法會隨著科技發展而日新月展,法例難以完全涵蓋,故此我們認為在方案三的基礎上再引入加拿大《版權條例》中的「個人用戶衍生作品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 」能全面解決此問題:只要是非牟利的UGC作品,即能獲得法例的民事及刑事責任豁免。既然版權持有人著重經濟層面看待版權議題,若網民的作品根本不以牟利為創作目的,相信已能大幅度減低版權持有者的對「經濟損害」的憂慮。

七) 既然政府官員多次在不同論壇表明透過社交媒體轉貼懷疑侵權物品的超連結(share links)不會觸犯法例,我們建議政府在法例訂明相關條文。

八) 最後,今次諮詢並沒有包括針對網絡服務供應商的《實務守則》即「安全港」政策。事實上,中介平台的移除內容機制並未能平衡版權持有人和網絡用戶的利益,只要版權人作出投訴,平台已會即時删除作品。即使日後合資格獲得法例豁免的戲仿作品,創作也可能因「安全港」的政策而被移除。我們認為服務供應商無責任和義務以行政方式處理未經法庭審理的懷疑侵權個案。相關《實務守則》訂定於戲仿豁免的諮詢之前,故有實際需要進行另一輪諮詢。

了解更多:版權條例背景資料政府網頁

諮詢將在明天(11月15日)截止,請廣傳訊息及提交意見:
郵遞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 政府總部西翼23樓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第三部
傳真號碼 :2147 3065
電子郵件:co_consultation@cedb.gov.hk

 

公開檔案,讓公民監察政府!--獨立媒體(香港)及《香港獨立媒體網》就立法會公開資料政策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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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wyliepoon)

前言

獨立媒體(香港)是香港第一個以推動獨立媒體運動為宗旨的組織,於2004年開始和《香港獨立媒體網》合作,成為本地其中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民間媒體。隨著近年互聯網技術發展,公眾及小型民間團體皆有資源加入這股新媒體的潮流,開拓一個強調多元、直接參與及全民監察的媒體時代。本會相信,公民獲取政府資訊的權利,有助社會落實民主參與、防止貪污、實踐新聞及資訊自由,營造公開透明的政府和公民社會。故此一直積極推動相關議題,包括爭取香港訂立《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

我們歡迎立法會制訂公開資料政策,尊重香港公民基本的資料信息權利(Right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及新聞自由。媒體能夠自由獲得資訊對政府及影響社會的機構進行有效檢查,市民能夠行駛知情權利,進而對侵犯權利的事件進行申訴,對公民社會及民主發展問責政府尤為重要。然而,目前立法會提出的公開資料及檔案政策尚有可以進一步開放及改進的地方。

首先,我們認為,政府檔案有別於一般私人或商業機構內部文件,這些檔案牽涉公眾利益,有其公共面向,也是公共社會資源。任何政府檔案的機密及資料敏感程度將隨年月遞減,自動成為社會發展的史料,應可讓公眾查閱。事實上,多個先進國家早已訂立《資訊自由法》,如加拿大、日本、美國、英國等。立法會是次正規化公開資料的處理機制,正好為日後訂立《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奠定基礎,同時成為其他政府機構的示範作用。

立法會作為一個立法機構,擔當社會議政論政的主要正式渠道,特別是目前政府缺檔案保存及公開的情況下,立法會諮詢及會議記錄,往往成為公眾獲得知情權的少有途徑,故此,應盡可能披露各項資料,原則是公開和透明;查詢機制則應簡單便捷;至於保密年期,則盡可能縮短。

檔案分類

現時秘書處保管的資料有三類:公開、非保密及保密資料,保密資料更設四級:限閱、機密、高度機密及絕對機密。保密檔案都是公眾難以接觸,亦無法得知分類是否合理。本會接觸眾多新聞媒體工作人員及公民記者,經常接到投訴政府內部把不同檔案列作「保密」級別,限制傳媒或公眾申索。故此,我們建議秘書處統計及公開每年列作保密資料的檔案及相關級別數目,詳列劃分準則、及其具體內容類型,讓公眾參考。

非保密的檔案,封存期應不多於15年。至於保密檔案,既然設4級別,而性質及機密程度不盡相同,封存期亦應按不同級別制定,這些檔案最長封存期亦不應多於30年。保密檔案的解密覆檢程序設於結案後25年,我們認為年期太長,絕對機密的檔案覆檢期應該縮短,其他保密級別按程度遞減。各保密檔案名稱應設目錄索引,讓公眾得悉其存在。

我們鼓勵秘書處設定期公告,通知市民即將解密的焦點檔案(如feature archive story),簡介其對社會意義,增加公眾對歷史檔案興趣和關心。

建議豁免公開的資料

今次立法會正式建議將部分檔案列為「豁免公開」,我們深表關注,原因是該等檔案將永遠不見天日,公眾無從知曉。我們不排除有需要將若干檔案列為「豁免公開」,但在資訊透明的大原則下,必須謹慎行事,界定適合豁免公開的資料類別應該愈少愈好。我們認為第9段中所提到的三個豁免公開的例子,其中兩個並不適當。《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並不保護當事人死後其個人資料的保密,所以內含個人資料的檔案(數量可能會相當多,因為有可能包括立法會每年接受申訴的檔案)並不應自動歸入豁免公開的種類。另外受法律專業特權保護的法律意見,由於此等法律意見並非給予議員或秘書處職員個人,而是給予正在執行職務,身份為公職人員的議員和秘書處機關,故此公眾利益和知情權應該凌駕在法律專業特權保護之上。

我們建議刪去豁免類別(b)項,原因是公眾利益和知情權應該凌駕在以公職人員身份執行職務的法律專業特權保護之上。

我們建議刪去豁免類別(d)項,即「與個別申訴個案有關的資料或檔案」。立法會的申訴機制,就是讓普通市民有機會直接與議員會面,申訴對政府措施或政策的不滿。這些申訴直接反映當代社會不同期間市民關心的議題和政策,如有必要保護當事人私隱,可隱去個人資料,一如現時每季個案申訴摘錄的做法,或者讓私人資料隨當事人過身後自動解密,而不是直接豁免,令大量寶貴資料永不見光。立法會亦可在申訴表格訂明申訴資料將於保密期(列明期限)後公開,作為社會公共史料資源。這樣亦間接促使申訴人認真對待申訴程序,對申訴內容負責。

我們建議刪去豁免類別(e)項,即「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權力的委員會有關的資料或檔案」,既然諮詢文件中已提到「如過早披露…會對有關各方造成傷害和損害」即說明該等檔案有時效性,而每次立法會該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時,必定是有關重大事件,所以直接豁免是不可接受。

我們建議刪去豁免類別(f)項,即「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正在進行的工作、商業敏感資料、研究、統計、數據及預定出版物有關的資料或檔案」,既然諮詢文件中已提到「如過早披露…會造成誤導或不公平情況,或引致不當地獲得利益和好處」即說明該等檔案有時效性,所以是完全沒有需要直接豁免。

我們建議刪去豁免類別(h)項,即「與行政管理委員會及秘書處的事務或運作有關的資料或檔案」。以今日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任何資訊科技安全系統皆會定期更新替換,所以只要保密年期相當,披露時已經完全過時及無關,絕不能夠對議會運作產生任何影響或傷害。同時,此等資料對後世研究議會運作,是非常寶貴的史料。

最後,我們強烈要求刪去豁免類別(j)項,即「行政管理委員會(下稱「行管會」)認為不適宜披露的資料或檔案」。行管會由當然成員及議員互選產生。惟香港特首選舉未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機制,而立法會功能組別猶在。現時並沒有機制保證每一屆行管會必然是由多黨派議員組成,而它卻擁有禁止披露檔案的權力,掌管公民社會的知情權,於理不合。

索取政策、覆檢及投訴機制

諮詢提到公眾在封存期內仍可要求索取保密及非保密檔案,秘書處應就定期公佈索取個案數字、檔案類型、保密級別、成功及拒絕原因,增加機制透明度。

秘書處應制定合理回覆及處理時間,定期公佈達標比率,申請處理最長及平均時間。

覆檢及投訴機制應稟承公平、公正和公開原則,審裁結果及雙方陳詞應上載網上,讓公眾監察。立法會秘書處應積極跟進國際發展,定期邀請獨立專家(局外人)審視守則,適時修改,與時並進。

獨立媒體(香港)及《香港獨立媒體網》聯署
2013年9月10日

不容公器私用,終止亞視牌照——獨立媒體(香港)就無綫電視及亞洲電視節目質素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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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公器私用,終止亞視牌照
獨立媒體(香港)就無綫電視及亞洲電視節目質素意見書

電視乃大眾傳播媒介,引用政府的言詞,它是「最普及」、「對社會產生最大影響力」的服務,也是市民了解和分享社會近況的重要渠道。近年香港市民對公共事務興趣大增,然而,由於商業和政治的原因,兩家電視台投放在時事節目的資源卻似乎越來越少,亦甚少諷刺社會時弊的劇集,與社會脈膊和市民期望嚴重脫節,失卻大眾媒體作為社會探針和社群黏合劑的功能。

獨立媒體(香港)(下稱「本會」)一向關注本地媒體政策及言論自由之發展,對於兩間免費電視台的節目及質素每下愈況深感憤怒,並藉這次諮詢譴責亞洲電視連番公器私用的行為,要求政府終止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儘快發出新牌照吸引更多具實力的經營者,打破現有的壟斷格局。

不容公器私用,終止亞視牌照
眾所周知,亞視近年越來越少生產本地的劇集,靠購買台韓和國內的劇集和重播節目去充塞時間。自2011年開始,亞視每天有三成的時段為重播節目,期間更出現同一節目一天重播四次的「創舉」。廣管局於2012年亦因接獲觀眾投訴,敦促亞視要善用大氣電波。

很明顯,亞視不單浪費大氣電波這寶貴資源,亦沒有為香港本地的影視業發展盡一分力,如此不堪的經營者,早應退出市場。

更甚的是,其講談節目,如「高志森微博」、「我要做特首」、「把酒當歌」等,長期生產一些低質素、片面和偏頗的意見,把公共的資源變成一少撮人的個人宣傳。儼如報章社評的時評節目「ATV焦點」,不斷散播誤導公眾的言論,在反國教期間多番抹黑運動,結果收到四萬多宗投訴,被通訊局警告。

為了反對政府發出新免費電視台牌照,亞視更利用「微播天下」的節目抹黑競爭對手王維基,又直播員工的反發牌集會,通訊辦再收到二千多宗投訴。這些例子均說明亞視一直利用大氣電波去作個人、機構和政治宣傳,無視公眾利益,公器私用。

此外,亞視的新聞製作亦未能持平,大部份的新聞報導均大幅引述建制政黨和政府觀點,反對聲音均以旁白輕輕帶過,令公眾無法全面了解爭議。2011年,亞視有關江澤民死訊的「獨家」虛假報導,更揭露了高層干預新聞部的問題。

我們又豈能讓如此殘破不全、漠視專業、毫無誠信的經營者,繼續佔據香港的大氣電波?因此,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終止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

廣告娛樂主導,有負眾望
相對亞視來說,無線的確投放更多的資源在節目製作,然而,電視台卻因為政治與商業等考慮,使節目質素低落,有負公眾期望。

香港大部份膾炙人口的電視劇均於社會脈膊互相緊扣,如九七前的《大時代》談的是瘋狂賭命般的股票市場,還有始於80年代的時事處境劇,每天以大談社會熱話,但這些針對社會時事的主題,因為電視台非政治化的取向和置入式廣告的需求,近年變作家庭或辦公室處境劇,以便在道具中置入廣告產品,結果劇集變得毫無社會面向。即使偶有針對性的主題劇集,如《缺宅男女》,內容也避談政治,甚至比起國內同一主題劇集《蝸居》更遠離政治。結果,劇集內容走不出幾個套路,脫離社會和公眾關心的議題。

至於資訊性的節目,在贊助商主導下,充斥對飲食、旅遊或綜藝等消費娛樂內容,內容重重覆覆,大部份都是商業宣傳。較深入的紀錄片、音樂文藝品評推介節目,幾近絕跡,無法擴闊市民視野,亦未能照顧社會不同階層的需要(如長者、青少年、少數族裔、傷健人士、體育文化愛好者等)。

無線對新聞和時事節目的投入也不斷減少,與此同時,由節目部製作、佔了原來時事雜誌黃金時段的《東張西望》,選題偏頗,避重就輕,欠缺起碼的新聞專業水平,把新聞時事娛樂化。去年推出的時事講談節目《講清講楚》,被眾觀投訴為官方喉舌節目。

事實上,近年無線在新聞處理手法上,經常被市民詬病,如2009年六四廿周年,無線沒有把新聞放在頭條,被戲稱為「CCTVB」,有市民更舉牌抗議「無線新聞,是是旦旦」。

無線因為壟斷的關係,收視率持續高企,但市民對它的不滿與失望卻有增無減,我們需要更多的免費電視台,透過打破壟斷,改善目前的節目質素。故此,本會促請通訊局立即發放三個新增免費牌照,並適時向公眾匯報最新進展。

Support of legislating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 and the Archive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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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credit: Opensource.com

中文請見此

Support of legislating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 and the Archives Law–Inmediahk’s Submission on Code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1) We welcome the direct investigation of Code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by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as it help preserves precious information for the city’s history.

2) Op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right to acces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had long been an important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corruption prevention; allowance of citizens to understand decision-making;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and practice of freedom of press; and information among countries.

3) Currentl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no system regarding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absence of Archives Law,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not obligated to preserve, manage and publish docum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social poli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precious resources and important official documents and records are unprotected, hindering both the researches of public policy or any others conducted by academic institutions 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news feature. It affects the city’s development directly.

4) Up until now Hong Kong still hasn’t implement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Hong Kong citizens do not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along with the abnormal “split voting system”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accountability of government official is now unaffec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Documents of decision-making and minutes are not only the last defense for public surveillance, but also the government’s means to gain trust.

5) The current Public Information Law has no legal forc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ten reply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with the excuse of “no related information could be provided”. Even the minutes of the Estate Management Advisory Committee under the Housing Department or the usage of certain sports venues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were not published. Such departments operate with public funds and serve the public, yet they disregard the outside world and treat public surveillance as nothing. It is absurd that some officials blatantly alter minutes and attempt to bury the truth (e.g. Mr. Tang Ying Yen Henry requested to amend the minutes of Harbour Fest). Government scandals told us again and again that a concrete law is needed in order to preserve documents properly; to maintain the openness of officials; to allow public and media surveillance; and to ensure the accountability of officials.

6) Other than monitoring government, the Public Information Law could also protect citizen’s right.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specially the Police Force, had spent a lot of public funds to trace and monitor certain citizens. Involved citizens were unable to find out that they were being traced. The disposal of such collected personal data remained unclear. In some unreasonable circumstances, the innocent people who had their privacy invaded could not seek compensation. The power of Police Force is unmonitored, making the civil rights prone to serious violation.

7) An open government allows th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usage of public funds and helps prevent corruption. For instance, the Police Force expended a lot in purchasing equipments and weapons against protesters. Media had asked for specific figures several times but the Police Force refused to disclose the details. Moreover,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deputy secretary, political assistant and other appointed offici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has been even closer. Information of government projects and outsourcing should be more transparent, so a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ollusion and corruption.

8)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c information coul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se days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were controlled by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uch data were collected with public funds yet they were not shared among the public, the academia and the media. For exampl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employed the 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technology to collect a lot of local data, such that are so useful to terrain exploration,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and 3D city modeling that they could create a breakthrough of planning and mapping. The government, however, declined to share the data with universities and related industries, turning it into nothing but a pity. Als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owned loads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uch as pollutant emission. It refused to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to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firms, costing them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conduct private investigations. The public then lack the way to find out the real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Hong Kong. Besides,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wn and manage information of environment, trees, transportation, land use and census but the release of such information were limited. The applications of such were therefore obstructed. The release of such data could provoke creativity. With researches or applications (e.g. development of mobile application) by public and related industries, more industries would be created, bringing useful information and greater convenience to the people.

9)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is in need of the legislation of the Public Information Law and the Archives Law, so as to create an open government and promote civic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Sign the petition now

監察政府,《檔案法》、《公開資料法》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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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鳴謝: Opensource.com

獨立媒體(香港)就公開資料及檔案管理制度意見書:全力支持訂立《公開資料法》及《檔案法》

(For English, please see this)

一、獨立媒體(香港)(下稱本會),歡迎申訴專員公署就公開資料機制及政府檔案管理制度進行直接調查,為城市的歷史留下珍貴資料。

二、政府的透明度及公民獲取政府資訊的權利,早已成為國際社會落實民主參與、防止貪污、讓公民了解決策、保障公民權利、實踐新聞及資訊自由的重要手段。

三、目前,香港政府的檔案管理完全沒有制度可言。由於沒有《檔案法》,無法強制政府官員保存、管理、公開對社會政策及民生具影力的檔案,未能保護本地重要的官方文獻紀錄及珍貴的資源,窒礙公共政策等學術及民間機構的研究,以及新聞專題的挖掘,影響未來的城市發展。

四、香港至今仍沒有實行民主政制,公民沒有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加上本身「畸型」的立法會分組點票機制,公眾難以向政府問責。政府內部決策文件及會議紀錄,是公眾監察官員的最後防線,也是政府政策取信於民的方法。

五、由於目前的《公開資料守則》不具法律效力,政府部門經常以「沒有相關資料提供」回覆市民及記者的查詢,簡單如房屋署轄下的「屋邨諮詢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某些運動場地的使用率等,都拒絕公開;這些部門均以公帑營運,服務市民,卻以閉門造車的態度,視公眾監察如無物。更荒謬的是,一些官員更公然刪改會議紀錄,(如唐英年曾要求刪改維港巨星匯的會議記錄),公然掩埋真相。一次又一次的政府醜聞告訴我們,香港需要明確的法例,確保妥善保存檔案,保持官方機構的透明度,讓公眾與媒體監察政府運作,使官員能受公眾問責。

六、除了監察政府運作,《公開資料法》亦能保障公民權利免受侵犯。近年,政府部門特別是警隊花了大量公帑,追蹤、監視市民,而被偵察市民事前或事後都無法得知自己曾被監視,這些秘密蒐集的個人資料如何處置亦是個謎,在不合理的情況下,被侵犯私隱的無辜市民,既不能追討賠償,社會亦無法監察警權,公民權利很容易受到嚴重侵害。

七、政府資訊透明,能讓公眾能了解公帑是否用得其所,有助防止貪污腐敗。舉例說,警方去年使用公帑購買各種設備及武器對付遊行示威人士,記者多番追問具體數字,警方卻諸多推搪,拒絕透露詳情。此外,自從新增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任命官員,官商裙帶關係更加緊密,政府的工程和外判資料,要更透明,防止裙帶關係變成官商勾結的貪腐。

八、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公開資訊可促進新的資訊服務產業發展。目前政府不同部門掌握了大量寶貴資訊,這些資料,均以公帑開發,卻没有與市民、學術界、媒體和業界分享。譬如說,特區政府已運用激光雷達技術 (LIDAR –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錄取了大量本地數據,這些數據資料在地形探測、環境檢測和三維城市建模等有很大用處,將為規劃和測繪業帶來新的技術革命,但政府卻拒絕與大學機構與業界分享數據資料,大家只有望洋興嘆。又例如環保署掌握大量城市環境數據,如各類污染物排放量,郤往往拒絕向環保工程公司提供有關數據,結果業界需要另外付出龐大人力及費用自行研究,費時失事,而公眾亦缺乏途徑去理解香港真正的環境狀況。此外,不同政府部門擁有及管有的資料如環境和本地樹木、交通運輸、土地及人口普查資料等,現時只是有限度釋放,嚴重影響資料的應用性。特區政府所擁有及管有的資料,一旦釋放,可以引發創意,通過公眾和相關業界的研究或應用(例如發展手機程式),創造更多產業,為市民帶來更多有用資訊和更大方便。

九、獨立媒體(香港),是一個推動本地公民媒體發展的機構,而資訊自由是新聞自由和新舊媒體發展的基礎,也是公民透過媒體監察政府的必要元素。本會重申香港要盡快落實《公開資料法》和《檔案法》,讓政府更開放透明,促進公民參與政府決策。

加入網上聯署:全力支持訂立《公開資料法》及《檔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