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申訴專員公署:政府新聞處行政失當 拒網絡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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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申訴專員公署:

政府新聞處行政失當 拒網絡媒體採訪

「獨立媒體(香港)」為一推動香港公民媒體發展的機構,伙伴機構「香港獨立媒體網」成立於2004年,為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網絡媒體。

今年的2月28日是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的投票日,投票結束後當局在將軍澳調景嶺體育館安排了新聞中心,香港獨立媒體網派出四名記者到場,其中兩名記者持有香港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但全部被拒進入採訪區,政府新聞處人員指必須屬註冊媒體,方可獲安排進場。其他網絡媒體的記者亦一律不准進入採訪區。

本網其後聯同三間本地網絡媒體,包括《端傳媒》、《立場新聞》、《謎米香港》(本地另一英文網絡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其後加入聯署)在3月11日發表聯署聲明,要求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採訪權,並以電郵約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政府新聞處助理處長(本地公共關係)庾志偉在4月1日以電郵回覆本網,拒絕安排會面,並稱政府新聞處一般會接納已註冊或發牌的大眾新聞機構採訪政府部門記者會及活動,但信中指基於整體情況,包括場地條件、保安要求、現場秩序等因素,並非所有註冊媒體均獲准採訪。信中又指,現時網絡媒體並無依法註冊的登記或發牌制度,業界對如何界定網絡媒體未有共識,難以在眾多網絡媒體及公民記者中作出區別。

本年8月2日,選管會舉行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候選人簡介會,本網記者再次被拒進場採訪,政府新聞處人員稱「暫時接受唔到網媒入去」。

本會認為,政府新聞處一刀切拒絕網絡媒體採訪政府部門活動兼拒絕會面,屬行政失當。

網絡媒體訴求經年

自2013年起,本網已多次嘗試採訪政府部門活動,但全部均遭拒絕(附表一)。本網亦曾在2013年2月1日,電郵政府新聞處要求加入該處新聞發布系統,但處方在2月8日回覆指「系統容量有限」,訂戶只限於「日報、電台、電視台、新聞通訊社和新聞期刊」使用,拒絕本網申請。

立法會在2014年1月22日的會議,立法會議員莫乃光亦曾就網絡媒體採訪權提出質詢,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曾列舉可獲安排採訪的媒體條件:

(i)註冊印刷報刊、期刊
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268章),已經向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註冊的報刊、新聞期刊,以及關聯的網站。

(ii)電台
政府資助的電台廣播機構;及持有根據《電訊條例》發出的聲音廣播牌照的電台廣播機構。

(iii)電視台
政府資助的電視廣播機構;及持有根據《廣播條例》發出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或持有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商營電視廣播機構;以及持有根據《電訊條例》發出的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有限制固定傳送者牌照、或綜合傳送者牌照的機構。

(iv)新聞通訊社
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已向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註冊的新聞通訊社,以及政府新聞處海外公共關係組編製的「駐港外地記者」名單上所列載的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及電視/電台廣播機構。

上述的條件將網絡媒體「一刀切」排除在外,然本地其實並無任何法例定義何謂新聞機構,政府新聞處的定義僅為其行政決定,該處應不時就定義進行檢討,與時並進。

傳媒業界代表之一、香港記者協會在今年2月29日亦曾發表聲明,極度不滿網絡媒體被拒進入新聞中心,認為屬歧視網絡媒體政策。

政府新聞處一直延誤檢討容許哪些媒體採訪,完全禁止網絡媒體採訪,屬行政失當。

網絡媒體屬市民接收信息的重要來源

根據政府新聞處網頁中,關於本地公共關係科新聞組的簡介,該組「負責發布政府政策、計劃、決定、活動、服務的信息,把這些信息傳送給報社、新聞機構、電台和電視台」,與時並進,不時檢視「報社、新聞機構、電台和電視台」的定義是政府新聞處的職責。

網絡目前已是市民普遍接收新聞資訊的重要渠道,本地多個網絡媒體的瀏覽量亦比不少傳統媒體為高。以香港獨立媒體網為例,在社交媒體facebook的讚好數量逾48萬。根據2015年1月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陳電鋸、傅景華 撰寫的《佔領時代的facebook專頁版塊》一文,香港獨立媒體網facebook在885個專頁中中介度排名第一。而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李立峯曾在2013年4月一次調查中,發現有10.6%受訪者瀏覽香港獨立媒體網。

根據2016/17年度預算,政府新聞處去年度共舉行記者會及簡報會共1,760次,安排傳媒採訪的公眾活動則有5,930次。政府新聞處拒絕讓網絡媒體採訪,令逾半經常瀏覽網絡媒體的市民無法有效接收政府資訊。目前不少公營機構及法定機構,亦依賴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傳送採訪通知及新聞稿,政府新聞處的做法令網絡媒體也無法接收該些機構的新聞資訊(見附表二)。

立法會亦容許網絡媒體採訪

目前,立法會是容許網絡媒體進入立法會內採訪,根據《新聞界代表在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採訪指引及安排》,網絡媒體可獲發臨時記者證,只要該記者持有由機構發出的記者證,並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即可:

(a) 所屬新聞機構的商業登記證副本,以及可證明該機構 在商業樓宇內作業及其編輯部聘請至少一名全職職員的證據;

或 (b) 若申請人來自印刷媒體,證明其所屬機構出版的報章或雜誌中至少有一份或一期登載了至少一篇有 關立法會或 立法會議員的文章;

或 (c) 網上新聞媒體申請人的網址,並提供證據證明其新聞門戶網站曾採訪立法會新聞或訪問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今年5月16日行政管理委員會上,更進一步決定下屆立法會將修改指引,不再以出版形式(印刷或網絡)區分媒體,符合條件的網絡媒體可獲發俗稱「長證」的傳媒代表採訪通行證。證件適用於整屆立法會,網絡媒體不再需要每次進入立法會均須申請臨時記者證。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曾鈺成會見傳媒時發言如下:

「在發出傳媒(代表)的採訪(通行)證方面,我們準備以後不去區分媒體的性質,不論是印刷傳媒、電子(傳媒),抑或網媒,只需是合法的註冊團體、主要從事新聞報道的業務,同時是要前來立法會綜合大樓採訪立法會的新聞,亦都(要)有原創的報道。即是有關立法會的新聞報道,不只是引述其他人的採訪,而是他們的確要來到採訪,是有原創的報道。」

立法會制度行之有效,亦準備進一步開放,政府新聞處卻一直拒絕檢討,明顯屬行政失當。

政府新聞處本身亦廣泛應用網絡

政府新聞處本身亦廣泛應用網絡發佈訊息,本地公共關係科下設數碼媒體組,簡介中稱其職責為「通過《政府新聞網》和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witter、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發放政府資訊。」

違反法律條文

政府新聞處歧視網絡媒體的做法,亦有違《香港人權法案》及《基本法》。

《香港人權法案》第16條乃按照《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制定。負責審議公約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2011年7月中,第102次會議中發表的《第34號一般性意見》對《公約》第十九條作出具體解釋。《意見》指出「新聞報道是廣泛行動者共有職能」,既包括「專業全職記者和評論員」,亦涵蓋「網誌作者(bloggers)及透過印刷、互聯網或其他媒介自助出版的人」(段44),促請政府「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促進新媒體獨立,並確保市民可接觸新媒體」(段15)。《第34號一般性意見》第15款提醒:「締約國應考慮網路和行動電子資訊傳播系統等資訊和通信技術的發展能夠在多大程度顯著改變全球通信業務。現在,交流各種觀念和意見的全球網絡已不必依靠傳統大眾媒介。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促進這些新媒體的獨立,並確保個人能夠接觸這些媒體。」

《基本法》第39條則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此外,《基本法》第27條亦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落後於其他先進地區

參考外國其他先進地區,除了英美兩國政府有方便公民記者採訪的措施外,鄰近地區如台灣,公民記者的採訪權也獲得保障。2011年7月29日台灣司法院大法官就一宗公民記者採訪受阻的案件發布司法院大法官689號釋憲文,當中指出:「又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可見公民記者的角色乃受國際認可。台灣立法院在今年2月,亦召開「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座談會」,擬修訂指引,開放所有類型的記者進入立法院採訪。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在《是時候檢討網媒採訪權了》一文中提到,英國歷史悠久的《獨立報》已於今年3月底告別印刷版,全面轉型為網媒。美國的網絡媒體《赫芬頓郵報》在2005年在美國創刊後,已發展至有逾10個國家版本。

本課題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受公眾廣泛關注,本會促請申訴專員就政府新聞處進行調查,並適時向公眾公佈。

獨立媒體(香港)
香港獨立媒體網
二零一六年八月四日

獨媒獲六萬捐款 十分之一撐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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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今年在七一街站,籌得6萬港元,感謝市民支持。

香港獨立媒體網是一家小媒體,沒有財團、金主支持,沒本錢「燒錢」經營,全靠市民的支持。

我們得悉同靠市民捐款支持、比獨媒更小型的媒體《惟工新聞 Worker News》,在七一籌款時受阻。獨媒已獲民間人權陣線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豁免參與七一遊行團體須上繳十分之一的捐款(以示共同承擔遊行開支),我們已將該筆款項($6,000)捐予《惟工新聞》,以示支持。

目前香港獨立媒體網聘有3名全職職員,連同租金及網絡伺服器等,一年開支約70萬,另加一隊無償四處奔走的義工記者。獨媒資金來源全來自小市民捐款,請支持我們的月捐計劃,令我們有更穩定的財政,維護新聞自由。

捐款:http://www.inmediahk.net/donate
電郵:inmediahk@gmail.com
(香港獨立媒體網為獨立媒體(香港)Hong Kong In-Media資助的新聞網站。)

限制查冊違世界潮流 立即開放免費查冊 ——獨立媒體(香港)回應公司註冊處引入查冊目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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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處於2016年5月1日起引入有關進行查冊目的聲明的安排,公眾查冊者必需要作出查冊用途的聲明,方可進入網站搜尋資料。獨立媒體(香港)認為,近年英西及歐盟已紛紛開放登記冊,供公眾免費查閱,確保公眾知情權。近日巴拿馬文件一事,更證明公開登記冊資料有助維護公眾利益,公司註冊處收緊查冊制度屬倒退,違反當局推動資訊科技及開放數據的政策(註一)。

根據公司註冊處於2016年5月3日發出的聲明(註二)指,新安排是按照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就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提供的公共登記冊進行調查的報告中所作的建議推行,而有關公司查冊目的是完全參照《公司條例》第45條編製,並無收窄範圍。

本會認為,私隱不能凌駕其他公眾利益,包括新聞自由、員工及投資者權益。法例容許公司法人籌集資金,向公眾披露其個人資料是法人的基本義務。至於《公司條例》第45條條文(註三),只針對公司註冊處處長,規定處長必須向公眾提供公司登記冊資料,讓公眾能作出條文中1(a)及(b)提及的用途,但條文本身並無限制公眾如何使用資料,處長將此法例條文演譯為公眾必須符合的「查冊目的」(註四),明顯屬誤讀法例,對公眾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目前公司查冊需收費已屬限制公眾使用資宗的門檻,而處方可以從交易中得到大量可以用以辨認付款人的資料,加上新增聲明中的查冊用途聲明選項。獨立媒體(香港)質疑,公司註冊處是收集過量個人資料,該處亦並無公佈如何使用所收集得來的個人資料以釋疑。

根據公司註冊處2014至15年年報(註五),處方在該年度的營業額為5.48億,盈利高達2.21億,其中在「查冊及影印」的收入為7,340萬(營業額13.4%),營運基金累積逾8億,公司註冊處完全有能力在《營運基金條例》下,豁免公眾查冊收費。

獨立媒體(香港)要求:

  • 馬上取消要求查冊人填寫查冊目的聲明
  • 引入英國公司註冊處(UK Companies House)的做法,提供免費查冊服務
  • 當局盡快訂定《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保障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

 

獨立媒體(香港)
2016年5月13日

註一: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1/20/P201511200547.htm
註二: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5/03/P201605030771.htm
註三:《公司條例》第45條 (1) 處長須提供公司登記冊讓公眾在所有合理時間查閱,以使任何公眾人士能—

(a) 確定該公眾人士是否正在—

(i) 就本款適用的某公司的任何作為的事宜,或就與上述公司的任何作為有關連的事宜,與該公司或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往來;
(ii) 就管理上述公司或其財產的事宜,或就與管理上述公司或其財產有關連的事宜,與該公司的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往來;
(iii) 與法院作出的取消資格令所針對的人往來;
(iv) 與已經以承按人身分就上述公司的財產行使管有權的人往來;
(v) 與在上述公司的清盤中獲委任為臨時清盤人或清盤人的人往來;或
(vi) 與獲委任為上述公司的財產的接管人或經理人的人往來;及

(b) 確定該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話)的詳情,或任何在(a)(iv)、(v)或(vi)段所述的人的詳情。

註四:公司註冊處今年5月1日在查冊入登入前新增的查冊人查冊的聲明選項:

查冊的目的是為了確定(可選擇一項或多於一項)

(a) 查冊人是否正在:

  • 就有關公司的任何作為,或相關事宜,與該公司或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往來;
  • 就管理有關公司或其財產,或就相關事宜,與該公司的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往來;
  • 與被法院作出取消資格令的人往來;
  • 與管有有關公司財產的承按人往來;
  • 與有關公司的臨時清盤人或清盤人往來;
  • 與有關公司的財產接管人或經理人往來;

(b) 以下的詳情:

  • 該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話)的詳情,或其他 (a) 項所述人士的詳情;
  • 根據《有限責任合夥條例》註冊的有限責任合夥的資料;
  • 根據《註冊受託人法團條例》註冊的註冊受託人法團的資料。

當本人按下面的「接受、提交並登入」鍵,即表示
(1) 本人確認已細讀和明白上述使用公司註冊處電子查冊服務的條款及條件和私隱聲明,並同意受其約束。
(2) 本人現提交上述有關查冊的目的聲明,本人明白,查冊所得個人資料只能作本人所聲明的用途。

註五: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papers/cm20151014-sp004-ec.pdf

獨立媒體(香港)聲明:《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本周二讀 「截取」定義含糊不清 草率通過葬送巿民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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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本周二讀
「截取」定義含糊不清 草率通過葬送巿民私隱

《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將於本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本草案時,一眾民間團體及立法會議員也曾屢次表達《條例》過時,不足以保障市民的私隱。然而,當局漠視《條例》須大幅修訂的需要,草率進入二讀辯論,並一直拒絕回應條例是否適用於網絡即時通訊軟件,如whatsapp、telegram等(包括文字、圖像、聲音)。現時通訊環境與十年前已截然不同,執法機關根本無必要「截取」即時通訊的訊息,只須向裁判官申請法庭手令,甚至不索取手令,直接索取用戶已被程式的終端機或電訊商儲存的訊息、用戶名稱、用戶網際網路協定地址(IP地址)及登入紀錄,不再需要依靠傳統的「截取」方式——「勾線」(竊聽電話對話內容)。

現今科技多元發達,使「截取」定義存在極大灰色地帶,難以有效監管執法機關「截取」市民通訊的實況,並使市民的個人資料更容易被有權者掌控。過去五年(註),執法機關根據《條例》向法庭申請授權的數字維持在一千多宗,但執法機關直接向本地及互聯網供應商索取資料的數字卻達4,000宗以上,這每年4,000宗個案完全不受《條例》監管。

世界上已有不少地方的執法機關以「打擊犯罪」為借口,透過截取用戶網上購物、搜尋等資料去制訂監控名單,置公民權利為無物。

本會認為,如條例不適用於網絡即時通訊軟件,條例在管制執法機關隨意「截取」個人私隱上的功能便形同虛設。此外,去年傳媒揭發廉政公署及警務署曾接觸國際黑客,洽購名為『伽利略』遠程控制類惡意軟件(Galileo Remote Control System),足證《條例》在監管執法機關截取網絡即時通訊上明顯存在極大漏洞,難以發揮平衡執法機關及特首,保障市民私隱權的立例原意。

就《條例》的修訂,本會要求:

一、保安局儘速澄清「截取」的法律定義,即除「勾線」外,「向電話公司及網絡供應商拿已被傳送及貯存的即時通訊訊息(包括文字、圖像、聲音)」是否同樣等於「截取」?

二、保安局及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儘快促請廉政公署及警務處,詳細交代去年被揭曾接觸國際黑客 Hacking Team公司的事件,包括執法部明採用黑客軟件的使用情況、涉及個案,並提供網絡監管軟件的詳情,包括供應商、軟件名稱及版本、購買軟件後被監控人數及其中調查至提控人數,以證《條例》能有效監管執法機關截取網絡即時通訊軟件的訊息。

三、保安局儘速就《條例》增加刑事罰則,列明非法截取通訊及監察為非法的刑事罪行,兌現2006年時任保安局局長提出訂立《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時,表示會在第二階段檢討時考慮加進「刑事制裁」罰則的言論。專員的周年報告內詳細列明執法機關九年來年年違規,涉事執法人員只會被口頭警告,使《條例》形同虛設。

四、由「斯諾登事件」及美國FBI用法令要求蘋果開「後門」查案等實例,清楚看到即使是民主國家的執法機關也有超越私隱底線地去監聽市民的傾向。這類查案權與私隱權的戰爭已正式在民主國家展開,在大數據年代,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政府亦聲稱重視創意科技發展。如當局希望市民及旅客放心在此安居、旅遊、營商,除了人身安全外,網絡私隱的安全其實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保安局儘快就如何保障本港網絡私隱安全進行全面檢討、研究,並製訂法案,在「保安」的實行工作上,與時並進。

五、確立新聞材料專業保密權。

獨立媒體(香港)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附一、獨立媒體(香港)聲明:《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過時 須大幅修訂防政治監控
附二、獨立媒體(香港)聲明:要求廉署及警方交待接觸黑客公司 修訂《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保公眾私隱
註: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29/P201504290533.htm

*本聲明同時送交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署、該法案委員會議員、保安局、警務署、廉政公署、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秘書處。

圖:網上圖片

雨傘警暴資料庫:已提交「雨傘運動警權報告」予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

由:雨傘警暴資料庫、公共專業聯盟、獨立媒體(香港)

雨傘警暴資料庫、公共專業聯盟、獨立媒體(香港)於10月24日,把早前發表的「雨傘運動警權報告」提交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0月26日透過電郵回覆核實,並把報告上載至其網站(下附連結)。本月17及18日,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在瑞士日內瓦,就《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舉行審議會。香港政府將派出7人10733983_1614684468820000_1184733698874257371_n代表團,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

雨傘警暴資料庫早前(6月15日)聯同立法會議員及其他民間團體,於立法會舉辦記者會,發表佔領運動期間的警權報告。包括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議員、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資料庫成員之一黎廣德、獨立媒體(香港)政策倡議項目主任余依庭、雨傘性暴力熱線代表郭家齊、民權觀察沈偉男、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楊政賢,揭示警方行動下的受傷個案及濫權情況。

資料庫兩個主要成員,公共專業聯盟及獨立媒體(香港)一共收集了20多個詳細受傷個案,並整理了已確認個案的資料,計算出身心受傷人數至少有2067人,而警方濫權行為可分為六個範疇、三大制度缺陷,警暴問題令人憂慮。

2067人受傷數字反映濫暴實況,警方急需改革

報告詳細分析政府、團體及傳媒報導的公開資料,發現運動期間有1334人身體受傷,包括528人入院,及30名記者受襲;707人心理受傷;26人受性暴力傷害,一共有2067人受傷害。其中,有28人頭部受傷,令人質疑警方在不必要的情況下使用了致命武力,及濫用警方權力刁難示威者。

警方濫權方面大致分為六個範疇——覆蓋整個執法過程,從截查及登記身份證,到阻礙市民集會,到使用過份暴力及濫捕,到最後作出檢控。當中使用武力的指引無所得知,亦無確實紀錄清楚;亦相比起過往做法,有欠妥當。可見,警方處理針對政府的大型群眾活動時,出現三大「制度性缺陷」——警員未有按照最低武力準則執行職務, 祟拜武力; 警員尋找機會向反政府人士以武力發洩或利用制度刁難報復;第三是警員心存僥倖,使用不當武力時但求不曝光或使當事人無法追究。

雨傘警暴資料庫訴求

  • 促請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警隊內厲行制度改革及文化改革,並公開警察的武力指引及其他相關文件;
  • 促請立法會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的權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在雨傘運動期間的處理手法;以及
  • 促請特區政府就本報告內有關市民權利受損及警隊涉嫌濫權的指控,向聯合會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詳盡回應報告。

資料庫已向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此報告,該委員會於10月26日透過電郵回覆核實,並把報告上載至其網站。

報告已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網網站(中文版)
香港獨立媒體網網站(英文版)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英文版)

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要求廉署及警方交待接觸黑客公司 修訂《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保公眾私隱

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要求廉署及警方交待接觸黑客公司 修訂《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保公眾私隱

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要求廉署及警方交待接觸黑客公司
修訂《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保公眾私隱

維基解密日前揭發,香港廉政公署曾聯絡 Hacking Team公司(註),要求該公司示範一套名為『伽利略』(Galileo Remote Control System)的遠程控制類惡意軟件,該軟件可截取電腦及手機等多個平台的通訊數據。廉署在7月15日凌晨證實署方曾聯絡該黑客公司,同時據《明報》報導,該黑客公司的電郵中,有至少3個本港警方的電郵地址及5個廉署執行處人員的電郵地址。

本會關注網絡自由, 一直跟進《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稱《條例》)的發展。《條例》設立的原意,是規管公職人員所進行的截取通訊及指明類別的秘密監察行動,確保四個指定的執法機關( 即海關、香港警務處、入境事務處和廉政公署)在偵測罪行和保障公共安全之餘,同時保障市民私隱及權利不受侵犯。

公眾或不知情下電腦被監控、入侵

廉署在被維基解密揭發後,才承認曾聯絡該黑客公司。由此可見,《條例》對執法機關的監管與制衡能力明顯不足。如廉署確實購入該黑客軟件,軟件除可偵察外,亦可主動入侵他人電腦,公眾私隱與資訊自由或因而受損。

『伽利略』這類黑客軟件,容許政府入侵目標對象的智能電話和電腦,從iPhone和Android平台暗中竊取數據,監控網路使用者的通訊,窺探加密的檔案和電郵,並可在目標電腦上遠端開啟咪高峰和鏡頭。系統可儲存及泄漏的資料廣泛,如訪問過的網站、文件操作、鍵盤輸入記錄、文檔和圖片信息、VoIP電話監控(例如skype)、程式執行情況、聲音監聽、視像鏡頭監視、螢幕截圖、即時通信(Skype、Windows Live Messenger、Wechat等)、剪貼板的內容、賬戶密碼、發出和接受電郵、電話錄音、GPS位置、聯絡人資料等。

同時,由於該黑客軟件附有後門,可供 The Hacking Team 有審查黑客軟件的使用和所截取和監控的資料,廉署調查對像的資料可能會經這個黑客軟件,落入外人手上,意即同時把本港受監視者的資料全數輸送外地。

本會要求:

一、當局須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詳細交代執法部門採用監控軟件是否合法,以及交代廉署、警方及所有執法關交代所使用網絡監管軟件的詳情,包括供應商、軟件名稱及版本、購買軟件後被監控人數及其中調查至提控人數。

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須召開特別會議,要求當局交代事件。

三、修改審議中的《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現時的《條例》監管範圍已過時,執法機關不再需要透過《條例》截取現時流行的即時通訊(如whatsapp、telegram),他們可直接向法庭申請手令,向網絡供應商索取有關資料。當局須修訂《條例》的「通訊」範圍,監管網絡供應商不濫供個人資料予執法機關,保障公眾私隱。

四、廉署及所有執法機關停止使用外國黑客軟件。

獨立媒體(香港)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副本送:廉政公署、保安局、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註:Hacking Team 是一家來自意大利、專業從事監視技術的黑客團隊及公司,並以協助政府監視公民聞名。他們成立於2003年,專門出售各種間諜程式和惡意程式予全球政府、執法機關與情報組織監控人民,宣稱客戶遍佈全球30個國家,包括了人權記錄不良的埃及、新加坡、越南等。

Statement of the Hong Kong Inmedia:

The ICAC and Police Force shall disclose details on contacts with hacker companies Amend the Ordinance to secure privacy

The WikiLeaks has previously disclosed that,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the ICAC) has contacted the Hacking Team (note).  It asked the company to demonstrate a remotely controlling malicious programme called “Galileo Remote Control System”, which can intercept computers and mobile phones and similar telecommunication platforms. The ICAC,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15 July, has admitted that the Commission has contacted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Ming Pao, in that email corresponds with the company, there are in fact at least 3 addresses of the local police and 5 addresses of the ICAC Operations Department.

The Hong Kong In-media gravely concerns Internet freedom, and moni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Ordinance (Cap 589). The legislative intent of the Ordinance, is to monitor any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 or any covert surveillance for the purposes of a specific investigation or operation, by or on behalf of public officers; as well as to ensure the four operative departments, namely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Police Forc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ICAC, would respect citizens’ rights and privacy, while acting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security.

Interception and surveillance without public notice

The ICAC has only admitted contacting the hacking company after the WikiLeaks leaked it.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he Ordinance does not sufficiently restrict and regulate the power prescribed to those operative departments for public interest. Had the ICAC subsequently bought the surveillance services, privacy and rights of the public would be severely undermined with unrestricted surveillances, if not offensive and malicious interception of computing devices.

“Galileo Remote Control System” is a investigative tool to spy all kinds of mobile devices and computers, stealing information from iPhone or Android platforms, reading data of internet users and accessing encrypted emails or files, as well as proving remote access to microphones and cameras. The system can save and leak information on web surfing history, documents transmission, keyboard input records, text and files and pictures, VoIP call monitoring, programme execution process, audio interception, camera interception, screen shots, instant messaging (Skype, Windows Live Messenger, Wechat, etc), materials of the clipboard, account passwords, in and out of mailboxes, phone recording, GPS location and contacts information,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spyware creates a backdoor, allowing the Hacking Team themselves to scrutinize the intercepted information and thereby releasing all personal data or information of such targets to even more outsiders that one cannot possibly trace.

The Hong Kong In-media calls that,

  1. The authorities must repor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security in details, the legal basis of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use of such interception or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the details of any software that the ICAC, Police Force and other agencies currently in us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formation of suppliers, spyware name and versions, the number of targets and the investigation to prosecution ratio.
  2. The Panel on Security must then call a special meeting to discuss the matter concerned.
  3. The government must amend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Amendment) Bill 2015. The coverage of the current Bill is unquestionably obsolete,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need not go through scrutiny of the Ordinance to intercept popular telecommunication platforms like Whatsapp and Telegram. Instead they can obtain a warrant from Court, ob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Internet suppliers. The authorities must amend the types of platforms of telecommunications covered by the Ordinance, stopping any abuses of such means, so as to secure privacy of all citizens.
  4. The ICAC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must stop using hacker software of other countries.

Hong Kong In-media

16 July 2015

CC: The ICAC, Security Bureau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Panel on Security

Note: The Hacking Team is an infamous Italty-based hacking company that sells offensive intrusion and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to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citizens. Founded in 2003, they aims to serve governments, law enforcement bodies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across the globe with spyware and malware, claiming that their clients are from 30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human rights ill recorded countries Egypt, Singapore and Vietnam.

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過時 須大幅修訂防政治監控

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過時 須大幅修訂防政治監控

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過時 須大幅修訂防政治監控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稱「《條例》」)由2006年8月9日生效至今,漏洞叢生,立例長達九年,監察執法機關既未能發揮其職能,《條例》涵蓋範圍亦已過時。今年保安局終提出修訂,立法會亦已成立法案委員會跟進,惟在未有足夠公眾討論下,獨立媒體(香港)(下稱「本會」擔心《條例》只會小修小補,使執法機構針對示威者及記者的監控,變得無皇管。

在雨傘運動後,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邵德煒曾向記者承應,沒有警方監控透過互聯網傳送的個人通訊如 Whatsapp 的資料,間接承應《條例》沒有包括網際通訊。此外,執法機構又以機密為由,拒絕向立法會議員提供截取通訊器材的清單,本會認為這些情況反映《條例》過時,執法機構權力過大,公眾無從監察,故此,就《條例》的修訂,本會要求:

一、修訂通訊定義 納入監管截取網絡通訊

《條例》須擴闊通訊定義,把網絡通訊(如電郵、Google Hangout, Whatsapp, Telegram等等)列入「通訊」(communication)的範圍內。《條例》早於2006年生效,當時列明受監管的截取只限郵政服務及電訊系統,在今日網絡通訊日益普遍的社會,《條例》明顯過時。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註一),曾公開承認通訊服務供應商有提供協助,但卻不就網絡通訊是否納入《條例》作回應,反映《條例》明顯存在不明文的灰色地帶。近年,不單是政黨或非政府組織、記者還是律師,均以網絡通訊作主要的聯絡媒介,如不盡快把網絡通訊列入「通訊」的監管範圍,將對市民個人資料的私隱、結社自由與表達自由構成重大威脅。

二、訂明「暴力」定義 不容當局任意擴闊

《條例》須更具體指明第3條裡,「有關特定」及「暴力」的定義。《條例》設立的原意,是就公職人員所進行的截取通訊及指明類別的秘密監察行動,訂定規管機制;以確保四個指定的執法機關( 即海關、香港警務處、入境事務處和廉政公署)在偵測罪行和保障公共安全之餘,同時保障市民的私隱及其他權利。當中,《條例》的《實務守則》列明,「除非倡議、抗議或表達異見(不論是為達到某政治或社會目的或並非為該等目的)相當可能是藉暴力手段進行的,否則該等作為本身不得視為對公共安全的威脅」、「『暴力』並不涵蓋輕微推撞或輕微毀壞公物等」。有鑑於雨傘運動期間,政府視戴眼罩及使用保鮮紙為暴力,反映執法機關對「暴力」的定義無限擴大,明顯與《條例》的《實務守則》不符。事實上,《實務守則》亦提及,2006年保安局局長承諾,不會以「公共安全」作理由,進行條例草案下的監察行動及達致政治目的。因此,為免引起公眾揣測,擔心政府會藉執法機構進行政治監控,當局須就此訂立更清晰的定義。

三、 加入保護「新聞材料」條文

強烈促請《條例》須對「新聞材料」的截取通訊及監察訂立更詳盡的條文。前專員胡國興早已在首份周年報告承認「條例本身對新聞材料的著墨較諸於法律專業保密權有所不及」;於2010年,更首次有執法機構承認,無意監聽了新聞材料(註二)。《條例》訂立快將十年,在言論及新聞自由日益受損的今天,本會認同香港記者協會的建議(註三),「增設新聞材料保密權,一如法律專業保密權,規定執法機構申請授權時,必須在誓章述明取得可能享有新聞材料保密權的可能性,使授權當局在審批時能充分考慮申請是否符合批出的準則。」,並促請當局儘快回應新聞工作者的訴求,讓記者能夠繼續發揮監察政府的第四權角色,保衛公眾知情權。

四、賦予《條例》法律效力,訂立違規罰則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多年來監察不力,有名無實,致使執法機關九年來屢次違規,卻毫無罰則;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下稱「專員」)在《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年報2013》(下稱《2013年報》)更只把錯失歸結為「大多是因為不察或疏忽所引致,純粹由個別人員引起,而非監控制度有任何紕漏」(註四),反映執法機構權力過大,《條例》及公眾皆無從監察。其根本原因,即為《條例》毫無實際法律效力,也從無就執法機關違規訂立罰則。本會促請當局勿再拖延,賦予《條例》法律效力,訂立違規罰則,保護公眾私隱權。

五、加強監察器材存放的監察,跟進抽取式儲存媒體的處理系統

《2013年報》揭視,執法機關對於監察器材存放的處理輕率,明顯威脅個人資料私隱權利。《2013年報》指出,有執法機關的提取秘密監察器材的人員,遺失了兩件監察器材的記錄正本(註四)令專員難以監察,反映出加強監察器材存放監察的必要性。

此外,本會亦促請當局就監察器材內,抽取式儲存媒體(如記憶卡、光碟和磁帶)的處理訂立具體監察條文。《條例》現仍並未為抽取式儲存媒體,訂立如其他監察器材的提取與交還程序,現行條例下執法人員即抽取式儲存媒體即使被換掉、取出也無從知悉,遑論監察。就此,《2013年報》雖表示「已採用防竄改標貼」、「將抽取式儲存媒體封存在器材內」,並研發了抽取式儲存媒體的原型,然而《條例》目前尚無法律效力。

獨立媒體(香港)
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

註一:http://the-sun.on.cc/cnt/news/20141203/00407_062.html
註二:http://life.mingpao.com/cfm/dailynews3b.cfm?File=20101123/nalgg/gga1.txt
註三: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088&lang=zh-TW
註四:http://www.info.gov.hk/info/sciocs/chi/pdf/Annual_Report_2013.pdf

圖:蘋果日報

Hong Kong In-Media Statement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Ordinance Outdated, requires drastic amendment to prevent political surveillanc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Ordinance (hereinafter refers to “the Ordinance”), which took effect on 9 August 2006, has been ridden with loopholes over its nine year’s existence.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failed to carry out their functions, and the Ordinance’s scope of coverage has become obsolete. This year, the Security Bureau finally proposed to review the law, with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tting up a bills committee to follow up with the amendment. Given the lack of sufficient public consultation, Hong Kong In-Media (herein after refers to as “Our organisation”) fears the new amendment will only fix minor problems and allow law enforcement to monitor protesters and journalists without receiving any oversight.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Darryl Saw,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told reporters that police was not surveiling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ransmitted on the Internet, such as through Whatsapp, indicating that the Ordinance does not cover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In additio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ntinue to refuse to provide a list of interception equipment to the LegCo citing confidentiality as the reason. Our organisation believes these situations have proved that the Ordinance has become outdated,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grown too powerful to be overseen by the public. Therefor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mendment, our organisation requests:

First, amend the definition of communication to includ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The Ordinance should expand the defini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include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e.g., Email, Google Hangout, Whatsapp, Telegram) into the list. When the Ordinance took effect in 2006, it states that the intercepting act over inspects content transmitted by postal services or by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 The Internet is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oday’s society. The Ordinance is obviously obsolete.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Note 1) once publicly admitted telecom operators provided assistance (to law enforcement’s interception and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but did not comment on whether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are covered by the Ordinance, indicating there’s obviously a murky grey zone in the Ordinance. In recent years, political parties, NGOs, journalists and lawyers all us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ools as a major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clud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into the Ordinance’s scope of coverage, that would pose a severe threat to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cy,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Second, enhance the clarity of the definition of “violence" and oppose any arbitrary abusive use by the authorities

The Ordinance should clarify the definitions of ‘relevant specific’ and ‘violence’. The intention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Ordinance is to set up a regulatory mechanism to oversee public officers’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certain types of covert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It is designed to ensure the fou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ustoms, Polic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nd ICAC) will protect citizens’ privacy and other rights while detecting crimes and keeping the public safe.

The Ordinance and the Code of Practice prescribe that “advocacy, protest or dissent (whether in furtherance of a political or social objective or otherwise), unless likely to be carried on by violent means, is not of itself regarded as a threat to public security”, and “’Violence’ does not cover minor scuffles or minor vandalism”.

During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 authorities regarded wearing goggles and using plastic wrap as using violence, which is clearly not in line with what the Ordinance and the Code of Practice have prescribed. In fact, the Code of Practice quotes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security’s pledge in 2006 that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ill under no circumstances undertake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under the Bill on grounds of public security to achieve a political objective. …”

Therefore, the authorities must set a clear definition on this to ease public speculation and concern over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surveillance conducted by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ird, add provision to protect “journalistic material"

We strongly urge the Ordinance should set detailed provision on the interception and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that may obtain “journalistic material". The former commissioner Woo Kwok Hin noted in the first annual report that journalistic material is not given as much prominence in the body of the Ordinance as LPP”; In 2010, law enforcement for the first time admitted that they wiretapped journalistic material by accident (Note 2). The Ordinance has been in force for nearly a decade.

Given today’s erod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media in Hong Kong, our organisation agreed with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s recommendation (Note 3),“to add the same level of protection to journalistic material as that of LPP.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Ordinance shall requir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clearly state in the affidavit any likelihood of obtaining protected journalistic material during interception or covert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so that the authorising officers can thoroughly consider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satisfies all the conditions needed for the authorisation.”

We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respond to media professionals’ concern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journalists can continue playing their roles in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 and safeguarding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Fourth, make the Ordinance legally binding and establishing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For many years, the Ordinance has been ineffective in overseeing non-compliances and has become a rubber stamp.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repeatedly violated the ordinance, but received almost no penalties. In the 2013 Annual Report, the commissioner observed that“most of the irregularities encountered and mistakes made by LEA officers were attributable to their inadvertence or negligence, which were uniquely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rather than defects in any of the control systems”(Note 4) .

This comment indicated that the law enforcement possess too much power for the Ordinance and the public to overse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because the Ordinance is not legally binding and therefore is unable to punish non-compliances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ur organisation urges the authorities to give the ordinance legal force to punish non-compliances and protect the public’s rights to privacy.

Fifth, enhance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torage of surveillance devices and follow up with the control system for removable storage media

The 2013 Annual Report revealed that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ndled the storage of surveillance devices quite recklessly, which obviously posed a threat to personal privacy rights. The 2013 annual report noted that a law enforcement agency lost the original copy of a Record of Issue in respect of two surveillance devices (Note 4),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commissioner to conduct examination. This reflected the necessity of enhancing the oversight of the storage of surveillance devices.

In addition, our organisation urges the authorities to set up clear provision on the supervision of removable storage media (e.g. memory cards, discs and tapes). The Ordinance has yet to establish procedures for the issue and return of removable storage media. Under the existing Ordinance, there is no way for us to know i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have replaced or removed the memory cards, discs and tapes, not to mention supervise such activities. The 2013 Annual Report noted that som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adopted “the use of tamper-proof labels to seal the RSM inside the devices at the time of issu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totypes of RSM which have affixed to them a Quick Response Code”. However, the Ordinance remains not legally binding.

Hong Kong In-Media
8 August 2015

Note 1:http://the-sun.on.cc/cnt/news/20141203/00407_062.html
Note 2:http://life.mingpao.com/cfm/dailynews3b.cfm?File=20101123/nalgg/gga1.txt
Note 3: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088&lang=zh-TW
Note 4:http://www.info.gov.hk/info/sciocs/chi/pdf/Annual_Report_2013.pdf

Photo Credit: Apple Daily